叙拉古之惑:“创制权”的溶化:文明蛀虫的白左及西方政治力量的羸弱

本文所有讨论都是围绕着对当下西方政治的批评,任何借着本文思路对中国的现实政治做出导向的结论,本文作者均深表遗憾。

“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约伯记 38:4》

在西方法学界,有一个概念叫做“制宪权(力)”(constituent power),具体的说,就是一个国家的立(宪)法的权力,但是如果将这个概念做一个更广义的延伸理解,那么就可以叫做“创制权(力)”,“创制”则是指整套对于秩序的创造和安排,而不仅仅局限于对宪法的创造,这个权力,我们就此可以说是“创制权”。这里的“权”是指power,而不是right,也就是说我的思路更多的是一种实然性的社会现实讨论,而不是基于应然的价值判断讨论。

 

叙拉古之惑:“创制权”的溶化:文明蛀虫的白左及西方政治力量的羸弱

卡尔 施密特著作的英文版

关于政治秩序,我认为始终是在围绕着两个概念的讨论:权威和民主“权威”如何去理解呢?套用一些物理现象来理解,或许更加容易一点,我们来看银河系的运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银河系几千亿颗行星的运转规律是围绕这一个中心轴线,如果突然有一天运转轴心引力不存在了,是否意味着整个银河系的行星会因为四散漂移而火星四溅?如此,假使政治场域中失去权威,是否也意味着社会秩序将会天下大乱,显然没有权威在那里维持秩序是不可想象的。关于“民主”,这个比较简单,任何秩序的运转,为了长久的稳定都需要适当的做出权力和利益的扁平化分配,才能使得整个秩序的运转不至于过于离散化。无论是政治民主”或者是经济民主”,其实都是一种扁平化的分配。只有切身的利益关联,才能保证共同体成员对于这个秩序的持续维护和认同。马基雅维利说过,统治者需要在被人爱戴同时让人惧怕,其实就是非常形象的指出了“权威”和“民主”的并列重要性。

在介绍了“权威”的存在之于政治的重要性之后,必须意识到“创制权”是权威中的皇冠,创制权是“元政治(根基)”,也就是说所有的秩序展开都是由创制权所开启,因此创制权不应该受到衍生秩序的规束,正如《约伯记》中,约伯以虔敬上帝而换来上帝默许撒旦施加在他身上的种种灾难而抱怨时,上帝冷冷的回答一句:“我奠定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就意味着,所有创制权之后的衍生秩序的逻辑推演都不能反诉于最初的“元政治(根基)”。千万不要以为借助宗教案例来谈缺乏现实说服力。我们来看现实案例,以蒋介石先生为例,当年蒋介石先生在上海滩是陈其美先生的金牌杀手,蒋介石受陈其美的指使杀了辛亥革命元勋陶成章,但是谁也不会脑洞清奇的主张将蒋介石送上法庭以杀人罪论处,原因很简单,蒋介石27年后代表的是“创制权”,这是不受法律秩序所管辖的。(其实还有两个更贴切的案例,但鉴于言论环境,不能说明,甚憾。)所以我是同意施米特的观点:例外状态(创制权力)决定常规状态(法制秩序)。“创制权”犹如地球仪的底座和轴,决定了球体部分的运转角度,而球体部分可以理解为社会的法制秩序。

创制权力包含了应然判断的“正当性”实然判断的根基力量,犹如,美国的独立战争时期,《独立宣言》就是一套应然判断的“正当性”叙事,而以独立为诉求的民众选举产生的大陆会议则是美国独立革命的根基力量。在常规状态下,创制权应当隐匿,不干涉常规状态下的法制秩序的规范运转,但是在紧急状态下,创制权应该出场,拨乱反正,将社会秩序重新纳入常规状态的轨道。正如一个微信群一样,群主的创制权平时可以隐匿,但是如果群里出现类似于川普话题这类“友尽杯”辩论赛时,不顾交往理性的紧急状态,那么群主就必须出场行使决断权(虽然听起来觉得一个群何至于如此,很搞笑,但实际上一个社会的秩序就是需要如此,以小见大。)。无论如何创制权可以隐匿,但不可以溶化,这是基于社会实然需求,必须存在的威慑力和执行力。

“哲学败坏人心”

政治哲学,对于建构人的本体想象,拓展人的自由边界,起到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可以说,整个现代文明的形成,政治哲学在本体论上的脱嵌突破是决定性的。但是过度的以哲学价值通过逻辑来推演建构政治理想社会,则会陷入不切实际的务虚。我们身处的社会,存在着各种的差异,宗教的,种族的,制度的,语言的,种种。如果用哲学的普遍性来看待现实问题,忽视了人类社会中的种种实存边界,是虚妄的。我们不能以一套几何原理的认知,以为黑人,犹太人都是人,就可以把黑人的智力等同于犹太人;我们也不能因为拉丁人,东亚人都是人,就认为拉丁人的文化伦理和东亚人一样具有创造财富的效率。我们不能因为大家都是人,就进而认为个别宗教都愿意接受世俗的个人权利。罔顾诸如此类的种种差异,而试图用逻辑的自洽方式来构造这个社会,是不负责任的逻辑自负,只会使得西方社会的运作人权成本高企,最终逻辑致死。现在欧洲就是这个问题,被好高骛远且无力兑现的人权承诺绑架到了一个骑虎难下的地步。未来的欧洲如果不能通过一种接近法西斯方式的群众运动对自己的社会进行净化,那么最终就会陷入包刚升前几天说的“城市游击战”

基督教最伟大的教父哲学家奥古斯丁曾经问一个人,什么是“正义”,那个人支支吾吾:“你没有问我之前,我是知道什么是‘正义’的,问了之后,我反而不知道了。”也就是说,人的经验直觉是可以判断是非的,但是如果要加以抽象定义,并且符合逻辑给予自洽时,人反而迷失了。当然,如果完全否定逻辑作为人的思维工具的价值,显然是偏颇的。逻辑作为一种思想工具,无疑对人的认知起着举重轻重的作用,但是,逻辑只是工具,而不是目的本身,反过来将逻辑作为人的目的,那么人就会成为逻辑的奴隶。在人际的日常生存经验上来说,任何“哲学家”都没有足够的说教资本,这些“哲学家”并没有多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知识,也不可能接触到足够的信息,运用他们的理性来帮助我们处理的日常关系,举个最简单的例子,难道苏格拉底再世,就能化解一对夫妻的恩怨纠葛?而我们日常的经验,直觉恰恰是由最真实的知识信息构成的。坚信自己的经验判断,以审慎的态度对待理性建构的“政治正确”为我们安排生活,那些有着强烈价值偏见的白左哲学家,是很可怕的。加州伯克利就用一种暴乱的方式反对异己者(保守派)。

西方经历了70年的无战,特别是随着苏东的的崩塌,独领风骚,叫嚣着“历史终结”,在没有显在敌人的情况下,白左“哲学家”们,为了寻求智识上的满足感,以一种“割肉还母,剔骨还父”的方式对自己所处的文明进行解构。虽然我完全承认这些白左的学术作品,单独拎出来是一部精妙绝伦的思想史诗(我作为一个保守主义者,从不掩饰对福柯的欣赏,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法国哲学家都是鬼才。),但是如果整个思想界大部分人都在从事这样的知识生产,则是一场智力的灾难,是文明的自杀。此处举几个简单的学术案例。法国结构主义人类学宗师列维·斯特劳斯蹲点亚马逊部落最后写出一本书叫《野性思维》,得出的结论是亚马逊部落社会的野人的具体思维和开化人的抽象思维比较,并没有高下之分,只是各适所需。Excuse me,我们开化人的经历了数千年的演化,现在和那些饮毛茹血的野人在思维上没有高下之分?哥伦比亚大学巴勒斯坦裔教授萨义德在其代表性名著《东方学》中指出,“东方”的落后是西方人想象建构出来的形象,为的是突出西方的文明优越性。Excuse me,人往高住走,水往低处流。阿拉伯难民的船往哪漂,哪里就是文明,坚决不去哪里,哪里就是野蛮。谁也不会拿自己身家性命开玩笑,“东方”人这点理性还是有的。还有所谓的加州学派,代表作《大分流》,彭慕兰研究的结论是工业革命发生在英国,仅仅因为煤矿运输成本更高。Excuse me,看似正确的唯物主义视角,其实完全忽略的社会的文化维度,制度维度的解释,根本似是而非。美国历史学家比尔德在《美国宪法的经济观》主张美国宪法的制定代表完全是基于自身的阶级利益提出的规则诉求。Excuse me,这完全罔顾了《独立宣言》为前提的“高级法”背景。美国政治学家霍华德·津恩的《美国人民史》中哥伦布不再是一个开天辟地的冒险家,而是一个大屠夫。Excuse me,这完全是缺乏历史主义的同情,以后设的人权视角去看待历史问题。抛开观念史去理解历史背景,坐而论道的忽视人类的利维坦从来都是建立在杀戮之上的。

无论是籍理性建构的虚妄来安排政治,或者是以通过知识生产的方式来消解层累而成的西方文明,都是对西方文明正当性叙事的溶解,而文明正当性叙事的溶解直接造成对创制权的溶解。

“这不仅是美国受到威胁,这是这个世界经济,我赖以生存和写作的文明世界受到威胁。”——奈保尔

历史并没有如福山预言的那样走向了终结,而是步入了乃师亨廷顿的预言的“文明的冲突”。当下的西方已经狼烟四起,在写作本文时,手机传来一条信息提示:“巴黎警方提醒公众远离巴黎圣母院”,我叹了一口气,无奈的摇摇头。对于这类现实教训,必须意识到共同体的异质化越大,冲突越大;共同体的同质化越高,冲突越小。这里的同质化,并非是针对种族,宗教,语言,习俗的客观差异而言,而是从共同体的主观意愿出发,作为共同体的成员,必须承认个人的权利空间,并且不能将其他身份凌驾于国家级的政治共同体身份之上(我称之为“第一政治身份”。就比如说一个美国人,不能因为是天主教徒,民主党人,弗吉尼亚人的身份,而将对于这些身份的忠诚置于第一政治身份之上。),这是维系一个开放共同体组成的价值公约数。

一个同质化的社会,社会冲突小,用纯粹的法律秩序,就能够获得治理,但是异质化太高,则伴随着冲突加剧。按照现在西方,特别是欧洲学者的恐怖袭击这样演变下去,将要常态化,这就必须引入施米特的“例外状态”来做政治决断,按照古代人的智慧,这就叫乱世用重典,用《寒战2》里的台词理解就叫:“非常时期用非常手段”,纯粹法理学的法制秩序显然对此束手无策。但是现在的欧洲显然还没有做好这样的思想认识,除了上一章节所说,因为白左产生的知识对于文明的溶解之外,也存在西方对于人权适用的普遍性承诺而导致骑虎难下,不敢呼唤创制权的出场。

虽然刘小枫甘阳将“二施”引入中国沐猴而冠,有种指鹿为马的戏弄感,但决不能因为南橘北枳,而否决二人的思想资源。卡尔施米特和列奥施特劳斯的问题意识是基于西方的思想的脉络背景的,施米特针对纯粹法理学缺乏主权决断的批评,施特劳斯的针对西方思想的虚无主义的批评,对于当下的西方政治羸弱的困境,无疑是一剂强心针。任何的决断都必须基于自信,如果没有文明的自信,那么政治决断,文明决断也无从说起。当日大英帝国统治印度期间,印度盛行烧死寡妇殉夫,印度人以社群传统向英国人抗议,英国人冷冷的回答:尊重你们的习俗没有问题,但我们的习俗就是谁烧死寡妇,我们就吊死谁。这就是典型的以文明自信去决断,而不用顾忌价值领域的诸神之争

对本文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本文试图说明“创制权”在实然政治的重要性,并且指出当下西方政治困境中的思想弊病源于哲学家们的虚妄和自我为敌的文明自杀,而这种弊病的直接结果造成了西方政治力量的羸弱。对于这类困境的出路,则是需要唤醒利维坦,对于“例外状态”进行政治决断。

附记:

本文原型为我之前做的预告《第一政治》的腹稿脱胎而来,过几天会出来一篇《神学宪制:被自由主义政治所遮蔽的宗教政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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