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刚升: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

应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的邀请,知名政治学者、复旦大学国务学院副教授包刚升2017年5月24日晚间在该院做了一场题为“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的学术演讲。这场演讲聚焦于今日西方世界政治上面临的新现实与新挑战,提出了很多立论新颖、见解独到的新观点,讲座视野开阔,思想深邃,别开生面,为读者朋友们理解西方与世界政治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视角。讲座由华东政法大学张飞岸副教授主持。本文是演讲者本人提供的演讲文本。

这篇演讲从美国总统特朗普为什么要保护美国边境和法国总统候选人勒庞所代表的右翼崛起等新现实入手,包刚升认为对当前西方政治的理解需要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并首创 “硬政治”与“软政治”两个概念。

演讲指出,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间,从国际格局上看,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包刚升认为这是 “承平日久”的70年,而“承平日久70年”导致了“硬政治”的退场。但在“承平日久70年”后的今天,当下的欧美暗流涌动:一是欧盟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这基于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欧美国家内部工作机会流失的政治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40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欧美国家内部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四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包刚升认为,欧美国家应对当下面临的问题和危机需要自由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联姻。此外,针对将民粹主义归于欧美政治主流的观点,包刚升表示,这是一种误读。民粹主义表象之下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最后,包刚升认为,无论是政治家,还是政治学者,面对欧美国家的新现实,都需要新思想。

 

包刚升:西方“硬政治”的回归与现实主义的复兴

 

从特朗普到勒庞:西方政治的新现实?

今天要讲的这个题目很重要,而且我今天要提出很多新概念和新观点,可能会颠覆大家过去对欧美国家政治的理解与认知。比如,大家都听过一个观点,最近几年西方世界出现了民粹主义(populism)的复兴,但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种误读。有没有民粹主义现象?当然有。但这不是问题的主要方面,后面会陈述理由。

为什么会想到这样一个题目?这或许跟我的研究经历有关。我做过两项跟民主问题有关的研究,一项是2014年已经出版的《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另一项是目前即将完成、预计将在明年出版的《宪法工程学:第三波民主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治理绩效(1974-2013)》。我们过去研究民主,更多地关注英美民主。总体而言,英美民主是既稳定又有效、同时较有政治共识的民主模式。但我研究民主,是从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最困难的地方入手的,那就是民主政体有可能会失败。那么,民主政体为什么会失败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国家的政治分歧比较大,政治冲突比较强。我最新的研究考察了第三波民主化国家在转型方面的分化——有些国家转型非常成功,有些国家表现平平,还有一些国家则是彻底的失败。对于那些转型失败或民主受挫的国家来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的政治冲突水平比较高。所以,正是因为这种知识背景和理论视角,使得我对今日西方政治的理解,跟国内很多政治学者和民主理论家有所不同。

我们先从西方政治的新现象说起。2017年2月28号,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美国国会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这样说:“我们保卫其他国家的边境,却让我们的边境敞开着,随意让任何人、让毒品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涌入。”边境的英文是border,过去美国总统的演讲很少会专门提到border这个词,更不用说要提到所谓保卫边境的问题。难道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国家已经面临边境危机了吗?特朗普最近的每次重要讲话几乎都会提到如何保卫美国边境的问题。他呼吁美国不应该让坏人、毒品贩子、罪犯、恐怖分子进入美国,他这方面的基本主张包括修建美墨边境墙、颁布部分穆斯林国家公民的入境禁令以及限制移民等。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前总统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巴拉克·奥巴马等人的演讲中,我们很少听到border这个词,很少听到要保卫美国边境的概念。那么,为什么今天特朗普作为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反复强调美国必须保卫自己的边境呢?难道美国边境面临着被别国入侵的危险?当然不是。那么,美国到底为什么要保卫自己的边境呢?

2017年5月21日,特朗普在沙特穆斯林国家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则明确提出了美国应当奉行“有原则的现实主义” (principled realism)原则。这一篇演讲恰到好处地佐证了我今天这一早在数周前就确定的演讲主题。特朗普这样说:

中东国家必须自己做决定,要给自己、给自己的国家、给自己的后代选择何种未来。这是一个关乎两种未来的选择——这也是美国人无法替你们做出的选择。只有你们国家把恐怖分子和极端主义者驱逐出去,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才有可能。……对美国而言,我们将致力于调整战略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威胁和新的事实。我们将会抛弃那些无效的战略——根据经验和判断力来采纳新的方法。我们将基于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采取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朋友们绝不要质疑我们的帮助,敌人们也绝不要怀疑我们的决心。我们的伙伴关系将通过稳定而非彻底的破坏来增强安全。我们将会基于现实世界的后果——而非僵化的意识形态——做出决定。我们将遵循经验的指导,而非受制于僵化的思维。

大家可以看出来,在特朗普的首场外交之旅中,他的中东演讲基调是比较强硬的。他还明确表示,要基于现实主义原则来处理美国反恐的重大问题,强调要抛弃过去美国反恐的惯常做法或僵化的意识形态,而是要采取更加灵活与务实的策略。这也是美国政治的新现象。

最近两年,欧洲政治的新现象也层出不穷,但这些新现象背后都有着相似的政治逻辑。从英国脱欧到奥地利总统选举中右翼领导人(其主要政纲就是限制移民)几近当选,从意大利修宪公投的失败到最近法国总统大选中玛丽娜·勒庞的崛起,都凸显了欧洲政治的某种新现实。我将这种新现实的政治诉求简单地总结为20个字:“本国优先,反全球化,限制外国移民,抵制伊斯兰化。”当然,这里反全球化是部分地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对人口的自由流动。对欧盟国家来说,反全球化自然还包括强调本国中心主义和抵制欧盟的主张。

2017年4-5月,欧洲最重要的政治事件是法国总统大选。尽管非常帅气、学识渊博的埃马纽埃尔·马克龙依靠三分之二的绝对多数选票赢得大选,但进入第二轮总统选举的玛丽娜·勒庞也得到了三分之一的选票。在部分媒体与知识分子看来,勒庞是一个持有比较极端立场的、极右翼的不受欢迎的政治家,但这样一位政治家竟然赢得了三分之一的选票。这一现象的政治意义不容低估。如果马克龙的政治纲领无法解决今天法国和欧洲面临的政治问题,那么五年之后勒庞将有机会卷土重来——或许那时她的支持率还会创出新高。

在英国BBC摄制的一部纪录片中,勒庞说:“我们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我们是爱国者。……(现在法国的)左派与右派都已经忘记了国家的概念。”她这里讲的国家,对应的英文是nation,其实就是法兰西民族的意思。她的政党名称也叫做国家战线或国民战线(The National Front)。如何从政治上保卫法兰西国家或法兰西民族,是勒庞及其支持者的政纲主线。在BBC的纪录片中,一位勒庞的支持者对记者说,勒庞给出的信息很清晰,她说法国应该提高警惕,防止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伊斯兰化,因为这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这也为我们理解勒庞和法国国家阵线的崛起提供了关键信息。

实际上,欧洲主要国家的故事尽管不同,但背后的逻辑却是相似的。在英国、奥地利、意大利、法国,或许接下来还包括西班牙、德国等,部分右翼政治家和选民都指向了这样的政治诉求,即欧洲国家应该坚持本国优先、部分地反全球化、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以及警惕伊斯兰化。这些政治问题已经绷紧了整个欧洲的神经。

如果回到20年前,也就是20世纪90年代,当时整个欧洲政治完全是另外一幅景象。在东欧剧变和苏联垮台之后,冷战体系随之终结,欧盟和北约开始不断东扩,欧元区也随之推出,整个欧洲洋溢在一片普遍乐观的气氛之中。那么,为什么今天的欧洲政治境况竟然变得如此艰难?欧洲政治究竟面临着何种新现实?我们又应该如何解读这种新现实呢?

两种政治传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

要理解西方政治的新现象,首先需要介绍政治学研究的两种传统: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政治理想主义(political idealism)传统,后来有人把它称为自由道德主义(liberal moralism)传统,这个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的雅典城邦。从近代开始,德国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通常被视为这一传统的重要人物。从康德到美国《宪法》,从《世界人权宣言》这样的文本到今天我们把西方民主解读为多头政体,都可以被视为政治理想主义传统的一部分。比如,康德就突出了对于道德原则的强调,他认为行善本身就是目的,而道德原则和政治原则应该是统一的。对于国际关系,他认为,如果一个个国家国内存在着自由的政治秩序,推而广之,那么这个世界也将能拥有一个自由、开放与和平的国际秩序,这样人类最终将会抵达所谓的“永久和平”状态。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些观点是理想主义传统的呈现。

二战以后,基于《联合国宪章》所形成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一个重要文本,是理想主义政治传统的延续。比如,该宣言的第一条是:“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世界人权宣言》的开篇不仅强调人生而自由平等,而且强调他们彼此应该以兄弟关系的精神来互相对待。什么是兄弟关系?兄弟关系并不意味着没有分歧或完全一致,但兄弟关系中没有本质的分歧与冲突。即使他们有分歧,也可以通过一种和平友好的方式来协商解决。《宣言》要求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理解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来规范一国之中公民和公民应该如何彼此相处。

该宣言的第二条开头部分是:“人人有资格享有本宣言所载的一切权利和自由,不分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政治或其他见解、国籍或社会出身、财产、出生或其他身份等任何区别。”大家会发现,这一条是很多美国总统候选人政治纲领的“标准配置”。比如,希拉里·克林顿就经常讲,所有美国人——不论他的肤色、族群、宗教信仰、性别、财富与社会阶层——都应该享有同等的权利,而且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在这个社会中享有他应有的公平的份额。这一原则主张人作为一个政治共同体的一员应该平等相处,而不应该以种族、族群、宗教、财富等身份差异而彼此有别,更不应该因此而互相冲突。

到了20世纪70年代,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撰写了《多头政体》(polyarchy)一书,他认为现代民主政体是持有不同利益和观点主张的公民与公民团体进行政治竞争的舞台。这些不同的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并不是敌对关系,大家只是利益有分歧、观念有差异而已,但仍然能够通过和平方式来进行竞争与合作,达成和解或形成共识。因此,现代民主政体下的公民与公民团体之间的政治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其潜在的政治冲突也可以进行合理的管控。

大家会发现,今天西方主流观念更多地具有政治理想主义的色彩。特别是,二战结束以来,西方的主流教科书、经典政治文本或媒体舆论更多地是以这样一个比较理想主义或自由道德主义传统来理解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生活的。作为中国学者,我读了很多这样的西方政治文本,也是这样一种印象。

但是,其实还有另一个政治传统,即政治现实主义(political realism)传统。很多人一讲到现实主义,就容易想到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想到美国著名学者汉斯·摩根索所著的《国家间的政治》——这是一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现实主义经典,但是,我今天讲的更多是指国内政治中的现实主义。那么,如何用现实主义视角来理解国内政治生活呢?要理解这一传统,离不开几位重量级思想家,特别是意大利的马基雅维利、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以及德国的马克斯·韦伯卡尔·施米特。但这样一个重要的政治传统在今天西方主流的观念体系中某种程度上被忽视了——特别是二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当然,这种忽视可能是今日欧美政治高度文明化的结果,但这种忽视却产生了某些始料未及的政治后果。

在近代欧洲,马基雅维利强调的是政治的非道德性。政治的非道德性,并不等于政治的反道德性。但在马基雅维利看来,政治与道德是互相剥离的,政治就是政治,政治不是道德、不是伦理。比如,当君主确定了一个目标——无论他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确定了一个目标,在达成目标的过程中又应该怎样做呢?马基雅维利说:“君主应当同时效法狐狸与狮子。……君主必须是一头狐狸以便认识陷阱,同时必须是一头狮子,以便使豺狼惊骇。”这就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来理解政治权力或国家问题的。英国近代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考虑的是如何应付自然状态。在他看来,自然状态就难以避免人与人的战争关系。所以,一个首要的政治问题是要建立“利维坦”或建立国家形态的政治权威,以政治权威和强制力来避免人与人的战争状态。霍布斯的政治关切及其分析视角,也是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一部分。

马克斯·韦伯也是一位偏向于政治实现主义的思想家。在1895年发表的经典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中,韦伯从分析了德国边境所面临的潜在危机入手,剖析了德国政治面临的很多挑战。他认为,德意志民族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当时欧洲的政治环境中生存的问题,而这种生存本质上取决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实力。在分析德国内政时,他有些失望地认为,当时的德国缺少一个成熟的政治阶层,因为德国的政治精英阶层只理解经济问题而不理解政治问题。

同为德国思想家的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现实主义立场上走得更远。他干脆把政治视为“划分敌友”的问题,他这样说:“任何宗教、道德、经济、种族或其他领域的对立,当其尖锐到足以有效地把人类按照敌友划分成阵营时,便转化成了政治对立。”因此,在施米特来看,政治的核心是处理敌我关系的问题。有人认为,循着施米特的理论路径,政治始终具有某种类战争的性质(warlike politics)。当然,在乔万尼·萨托利等政治学者看来,政治既可能是类战争的政治,又可能是和平的政治。但即便如此,萨托利也承认施米特的政治观对他理解政治概念有着重要的启发。尽管我并不赞同施米特包括政治决断论在内的很多观点,但施米特也为我们理解政治提供了一种可能的借鉴,即我们应该更重视冲突在政治生活中的角色。实际上,现代民主政治不完全是共识政治,而很可能是分歧政治和冲突政治,甚至是容易导致暴力和战争的某种政治类型——这些都是人类政治生活的一部分。

通过解读政治理想主义与政治现实主义两大传统,我们就更能理解今日的西方政治。这一点,我后面还会详细讨论。实际上,二战结束以后的70年间,从1945到2015年,西方世界的主流政治家和思想家更多地被政治理想主义传统所支配——这里主要是指在国内政治议题上,他们似乎已经忘记了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重要性。

因此,20世纪中叶以降,欧美国家政治理论界在内政问题而非国际关系问题上秉承政治现实主义传统的著述并不是很多。最近二三十年,比较有代表性的现实主义政治哲学家是伯纳德·威廉姆斯(Bernard Williams),他曾经先后担任剑桥大学、加州大学、牛津大学的道德哲学教授。他认为,20世纪后半叶以来,西方世界对政治的理解已经走向了过分的道德主义。主流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是道德对政治的优先性,甚至可以说,政治理论就是道德原则在政治领域中的运用。但威廉姆斯认为,用这样一种方式和角度来理解政治,其实有着重大的偏差。他说:“我用霍布斯式的术语把保证秩序、保护、安全、信任和合作的条件作为‘基本的’政治问题。……”这意味着,任何一个社会首先要解决这些基本的问题,要有秩序,要有对生活其中的公民提供基本的保护,要保障安全。

这被威廉姆斯视为基本的政治问题,而解决这些基本政治问题是解决其他问题的前提。但大家想想,对二战以后的欧洲主要国家来说,这些基本的政治问题是不是已经解决了?是的,尤其对于英、法、德这样的西欧国家和瑞典、芬兰、挪威这样的北欧国家来说,它们在20世纪中叶之后已经很好地解决了这些基本的政治问题。然而,这种解决似乎并非一劳永逸,如今在新的政治情境下秩序、保护和安全的问题对欧洲国家来说似乎又重新浮现。

国内有学者总结了威廉姆斯政治现实主义的四个关键词,分别是权力(power)、分歧(disagreement)、冲突(conflict)和对手(opponents)。政治首先是关乎权力的,而首先不是关乎道德的或伦理的;政治是需要处理分歧的,而只要有分歧,政治生活中就会有冲突,冲突意味着就可能有对手。而这里所谓的对手——若大家熟悉施米特的作品——就会发现这是一个弱化了的敌人的概念。威廉姆斯总体上主张,理解政治需要放下过分的理想主义或道德主义的政治观,需要回归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有人认为,威廉姆斯现实主义政治观并非是对传统政治现实主义的重大创新,而只是一种传承与重新诠释。

总之,这一部分内容是理解今日西方政治的知识背景。大家要知道,不仅有政治理想主义、自由道德主义的传统,还有现实主义的传统——后者是理解今日西方政治新现象的关键。

“软政治”与“硬政治”的分野

经过前面的铺垫,大家就容易理解我今天演讲中的一个关键概念:硬政治(hard politics),其对应的概念是软政治(soft politics)。从语义上讲,前者也可以被视为“艰难的政治”;与之相对,后者则是“容易的政治”。这可能算是一个新概念,或者说用这个概念来分析此种情境下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大概是我的一个首创。那么,什么叫软政治,什么叫硬政治呢?

两者的区分首先是社会基础的不同。所谓软政治,其社会基础是一个国家中的不同个体、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低。如果一个社会中的不同个体与群体在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上都有共识,分歧仅仅产生在比较细微的议题上,彼此之间的分歧很小,那么这对应的就是软政治。相反,硬政治的社会基础是不同个体、不同社会群体的政治分歧程度比较高。大家发生争端的是那些基本的政治经济问题,或者说不同个体与群体在很多重大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进一步说,因为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大家容易理解的是,软政治往往对应着政治冲突程度比较低,硬政治往往对应着政治冲突程度比较高。

由于政治分歧程度高低的不同,软政治与硬政治条件下的政治博弈规则也有很大差异。简而言之,在软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更有可能尊重宪法、尊重基本的政治规则,或者说存在着较为明确的规则共识。但是,在硬政治条件下,政治家与普通民众一旦认为,政治分歧是根本性的,政治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自身与政治对手是无法和解或无法妥协的,这样,他们就更有可能选择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击败对手,甚至是彻底摧毁对手。如果是这样,政治博弈更有可能走向无规则的状态,尊重宪法和规则共识就会成为一句空话。

软政治与硬政治的不同还在于人们对于政治关系认知的差异。软政治条件下不存在什么敌友关系。或者正如有学者所说的,共和国之内只有违法者,只有罪犯,但并没有政治意义上的敌人。硬政治条件下就可能会存在敌对关系,一部分人可能把另外一部分人视为政治上的潜在敌人。当然,这里分析的敌友关系,未必就是0和1的关系,而是一个程度的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大家能够理解,在不同的理论传统中,软政治对应着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而硬政治对应着政治现实主义的视角。当政治现实跟主流的理论认知相一致时,理论就更有说服力。比如,拿20世纪90年代初的欧洲政治来说,其本身的状况更接近于软政治,同时政治家和思想家的认知更多地是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两者之间就没有紧张关系。但是,如果政治家和思想家秉承政治理想主义的视角,而真实的政治状况是硬政治正在回归,那么理论与现实之间就会产生紧张关系。

今天讲座的基本观点是,如今欧美政治可能正处在从软政治向硬政治的过渡地段,或者说西方世界的硬政治正在回归,而传统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仍然秉承着政治理想主义为主的观念,此时两者就会产生很大的张力。

承平日久七十年与“硬政治”的退场

为什么很多欧美学者会站在过分理想主义立场来判断今日西方政治的现实问题呢?一个主要的原因是,我将其称为“承平日久七十年”带来的负面后果。从1945年到2015年的70年间,从国际格局上看,美国和美国保护下的欧洲总体上处在没有重大威胁、安全无虞的情境之下。大家知道,欧美政治的这70年时间并不是没有冲突,没有危险,比如冷战格局、古巴导弹危机等,都会带来现实的政治压力;美国在朝鲜半岛、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等地还打了几场战争。但是,所有这些危机与战争在规模或等级上都不足以动摇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根本。美国位于北美大陆,对于过去冲突频仍的欧亚非大陆来说,就如同一个岛屿一般的国家。相对来说,美国本土是非常安全的。加入北约的欧洲国家则处在美国的军事庇护之下。尽管欧洲在冷战时期面临着某种程度的安全威胁,但这种威胁不足以影响欧洲主要国家的整体安全与和平。这样,从1945年到2015年,欧美政治就处在了70年超长时间的和平政治之下。如果跟19世纪以来的西方政治与战争经历相比,这承平日久七十年从根本上塑造了欧洲和美国——特别是没有一战和二战记忆的新一代欧洲人和美国人——对现实政治完全不同于以往的政治认知。这是欧美国家硬政治退场的主要原因之一。

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生活来看,这一时期总体上是自由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模式。政治上,欧美主要国家的民主政体总体上是稳定而有效能的,公民自由与权利也得到了有效保障。经济上,西方国家从20世纪50到70年代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复苏和增长,尽管随后的70、80年代出现了滞涨,但90年代由于信息革命又迎来了新经济的浪潮。这一经济增长过程基本上是美国主导的,但欧洲国家也从中受益。欧美国家的国内政治基本上呈现出一种经济繁荣条件下的共识政治。这样,在美国和欧洲主要国家,政治家和民众对关键的政治经济问题并没有重大分歧,共识政治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政治的重要特征。

在这样政治经济条件下,欧美主要国家自20世纪50年代以后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也经历了重要的转型。按照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罗纳德·英格尔哈特的看法,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变。那么,物质主义价值观后物质主义价值观有什么区别呢?按照英格尔哈特的说法,物质主义更关注维持秩序、打击犯罪、稳定经济、经济增长、强大的国防、防止严重通货膨胀,等等。大家发现,这些议题都跟基本稳定的社会经济生活有关。如果你想过一种基本有保证的、有质量的生活,你大概离不开这些问题。今天如果在中国做民意调查,更多人应该会更关心这些基本问题,说明我们更多的还是处在物质主义阶段。而后物质主义更关注更多的工作话语权、更有人情味的社会、理念的价值、普通人在政府决策系统中有更多话语权、更多言论自由,等等。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大都是软政治的议题。

在欧美主要国家的选举政治中,很多新议题是20世纪70、8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政治领域的,比如环保议题或绿色政治议题、性别政治议题或女性权利问题、同性恋议题、堕胎问题等。如果是一个处在朝不保夕状态的国家、政治上陷于冲突的国家、经济上极不稳定的国家或社会秩序混乱的国家,刚才讨论的这些选举议题在多数人看来可能是无关紧要的。用比较粗俗的话来说,他们关心这些议题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实际上,讨论这些议题的前提就是“吃饱”。一个社会只有解决了这些基本的经济问题、国防问题和秩序问题,大家才会有闲心来讨论要不要允许女性堕胎,要不要允许同性恋享有同等权利,要不要更多地保护女性与少数族群,要不要在环保方面投入更多资源,等等。总之,北美与欧洲发达国家20世纪50到90年代的政治文化经历了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转型,也是硬政治退场的一个认知条件。

除此以外,我们可以再进一步考察美国主流政治学界对西方政治的认知。这里介绍两位重要人物,一位是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代表性的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还有一位是美国20世纪后半叶代表性的民主理论家罗伯特·达尔。罗尔斯的代表作是《正义论》《政治自由主义》,这两部作品大致反映了美国社会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主流政治生活的认知。按照约翰·罗尔斯的观点,现代民主政治有赖于公民的重叠共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正义问题,而正义问题在政策上表现为再分配问题。这样,罗尔斯意义上的政治问题,实际上已经降格为涉及再分配的具体政策选择问题。

说白了,我们考察过去北美和欧洲主要国家的大选,最重要的议题无非是税收和福利。更高税率还是更低税率?更多福利还是更少福利?这是选举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实际上已经被消解了,政治已经转换为关于再分配问题的政策争论。但是,对于今天的伊拉克或埃及来说,这些问题根本就不构成政治生活中的最重要议题。充其量,税收和福利顶多是一个比较次要的问题。对欧美主要国家的政治生活来说,这就是最重要的议题,也说明这些国家的政治生活已经充分软化了。

前面曾经提到,按照罗伯特·达尔的看法,现代民主是多头政体,是不同利益与观点主张的公民和公民团体进行政治竞争的舞台;自由、平等、民主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本价值观;自由协商和多数规则是解决政治分歧的主要机制。尽管罗伯特·达尔在《多头政体》一书中也提到,对于那些国内社会政治分歧过大、基于族群和宗教的亚文化多元主义过强的国家来说,民主政体更难维系,但当他转而分析北美与欧洲主要国家的民主政治时,他觉得这些并不是什么问题。在他晚年撰写的《论政治平等》一书中,达尔认为,西方社会的基本政治问题已经解决了,而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如何让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在更大程度上实现实质性平等的问题。

简单回顾这些主要的政治理论,我们发现,政治冲突这一关键概念在他们的著述中几乎被忽视或被遗忘了。其实,从19世纪到20世纪上半叶,政治冲突一直是西方社会的关键问题。但是,在20世纪后半叶最重要的政治研究文本中,政治冲突却出乎意料地成了一个被忽视的议题。

基于这些分析,我形成了一个基本的判断:领导西方社会的这一代政治家与思想家通常都没有经历过重大政治冲突的洗礼,他们是在70年超长和平政治与共识政治的岁月中成长起来的,缺乏对严重政治冲突的体验与认知。说句不恰当的话,这一代西方政治家和思想家某种程度上变得幼稚化了,这种幼稚化很大程度上是欧美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结果,其幼稚就在于他们经历的是欧美历史上罕见的超长和平、超长繁荣和超长共识的政治周期。

试想,今天生活在美国社会的主流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他们的人生经历是怎样的?从出生到现在,他们经历过的时间最长的战争就是越南战争,但这场战争发生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尽管美国所费不菲,国会和媒体也就越战进行过激烈的辩论,大学校园和部分城市还爆发了相当规模的反战游行,但绝大多数美国人对于美国在这样遥远的地方所打一场战争并没有多少真实体验,美国社会其实缺少处在真正战争状态的感知。在这样一个遥远地方所发生一场强国对弱国的战争,对美国和美国社会的安全、秩序并不构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总体上,这一代欧美政治家和思想家很大程度上都是在长期和平、安全无虞的“政治温室”中长大的,其政治观念的形塑也跟这种时代背景有关。

欧洲: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

尽管欧美主要发达国家的硬政治一度已经退场,但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硬政治并未退场。实际上,在欧美国家这种政治已经软化的区域之外,却是一个暗流涌动的世界。这里主要分析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欧盟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这基于国际格局与地缘政治的视角;二是欧美国家内部工作机会流失的政治后果,这在很大程度上是过去30、40年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深入发展的结果;三是欧美国家内部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多元主义的崛起;四是恐怖主义袭击已经发展成为“城市游击战”的新模式。所有这些问题都在冷战结束之后的20多年间,逐渐成为了西方世界的主要挑战——这些政治新现实使得欧美国家的软政治显得无能为力。

从地缘政治来看,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实际上是被硬政治包围的软政治。在世界地图上,欧洲只是欧亚大陆的一个半岛——尽管这里有着英国、法国、德国这样一些改变人类历史的重要国家。欧洲政治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主要从伊比利亚半岛、亚平宁半岛,横跨中欧,一直抵达北欧,及其包括大不列颠在内的区域,它跟北美同为具有高度政治文明的区域,同时也是长期当中由软政治主导的区域。

但是,欧盟国家周围的地区并非软政治主导的地区,欧盟国家实际上处在硬政治的包围之中。欧盟的东侧是俄罗斯、乌克兰及中亚国家。俄罗斯已经遭遇转型困境与民主衰退;乌克兰两年前刚经历了驱逐时任总统亚努科维奇的广场革命,东部地区一度陷于局部的武装冲突;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之间还存在着涉及克里米亚半岛归属的重大领土纠纷。这些信息意味着这里仍然是标准的硬政治。

欧盟的东南方向是土耳其。2016年土耳其遭遇了未遂的“军事政变”(这是否是一场真正的军事政变仍然存有争议),然后是总统埃尔多安的严厉反击。以反政变的名义,这位新兴的政治强人非常迅速地逮捕了大量世俗派军官,驱逐了2600名法官,辞退或打压了很大规模的媒体记者、大学教授与中学校长。最近关于总统制的全民公决更是让人担心土耳其民主已经发生实质性衰退。如今的土耳其面临着究竟是要民主政体还是要威权政体、要充分的伊斯兰化还是政教分离的世俗国家的艰难选择。对于土耳其来说,这当然不是软政治,而是硬政治。

土耳其再往南则是中东北非地区的核心地带。这里有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或者说是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正在陷于武装冲突的叙利亚;有刚刚经历穆巴拉克政权垮台、启动民主转型、新一轮军事政变以及转向新的军人统治的国家埃及。由此可见,中东北非的心脏地带仍然是今当今世界硬政治的典型代表。隔着地中海与欧盟国家遥遥相望的是北非国家。突尼斯刚刚经历本·阿里政权的倒台,以及初步成功的民主转型;利比亚尽管已经走出了卡扎菲时代,但如今这个国家还无法统辖全国的地方武装力量,仍然存在秩序失控的风险。实际上,北非当然也是硬政治主导的地区。

如果我们打开地图,欧盟或欧洲主要国家固然是软政治主导的地区,但它们是被东欧、中亚、中东、北非地区的硬政治所包围的软政治。从地缘政治上看,这样的政治格局是否会影响到欧洲呢?当然有可能。事实上,面对政治上暗流涌动的临近地区,欧盟国家恐怕很难独善其身。最直接的是,2015年以来的难民与移民危机,已经直接影响到欧盟国家内部的政治平衡。

全球化与自由贸易的政治后果

对欧美国家来说,另一个重要事实是过去30、40年间全球化和国内工作机会流失之间的关系,这也产生了很实际的政治后果。我这里提供了一组关于美国制造业收入与就业机会的数据。从1947年到2014年,美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出(或收入)从4000亿美元增至2万多亿美元,增幅非常可观;但与此同时,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机会呈现的是先大幅上升、后大幅下降的总体趋势。从二战后到1980年前后,美国制造业部门的就业规模从1400万左右增至1900万以上,但从1980年左右至今,制造业就业规模就出现了急剧下滑,从1900万左右下滑至1200万左右。因此,美国在35年左右的时间里大约失去了7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降幅超过35%。实际上,这不仅是美国的趋势,而且也是北美欧洲其他发达国家的趋势,它们的制造业机会同样在不断地流失。在美国的底特律、英国的伯明翰和法国的巴黎郊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被关闭的制造业工厂和萧条的制造业地带。

作为研究者,我们读到这些信息,头脑中不过浮现一连串数字,但是如果你生活在美国、英国和法国,如果你自己或者你家人在底特律、伯明翰、巴黎成为被裁减的制造业工人群体,你又是什么感受呢?实际上,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制造业部门就业机会的缩减,给特定的社会阶层——工薪阶层或中产阶级——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其政治后果是,这一在全球化过程中受损的阶层会提出更现实的政治诉求。

有人将这种现象视为欧美国家民粹主义的兴起。我后面会专门讲,我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什么是民粹主义呢?比如,一国选民希望新当选的总统或议会不断地提供廉价食品、廉价汽油、免费住房以及各种高福利,甚至最好什么都由政府免费提供——这是民粹主义的现象。但对于今天欧美国家的制造业部门从业者来说,他已经失业了或正面临失业的可能性,他希望自己的国家采取某种政策,能够把工作机会留在本国,这是不是民粹主义呢?要知道,这是一个关乎特定阶层很多人生存的问题。

这些现象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的政治后果。我本人深受新古典经济学的影响,是自由贸易论的支持者。但我本人信奉某种贸易理论或意识形态,跟对这种贸易理论可能会导致何种政治后果的分析,是两回事。简单地说,自由贸易理论的一个基本假设就是贸易获利(gain from trade),所以各国都应该采取自由贸易政策。从理论或政策上看,自由贸易学说经历了一系列发展阶段,代表性的观点包括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以及20世纪80、90年代以来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这意味着新自由主义的复兴。

这里非常简单地介绍一个比较优势理论的模型。在一个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模型中,有两个国家和两种产品,比如A这个国家在两种产品——卡车和轿车——上效率都更低,B这个国家在两种产品上的效率都比A国要高,但相对地说,A国在轿车这个产品上相对劣势更小,在卡车这个产品上相对劣势更大。按照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B国应该全部生产卡车,而A国应该全部生产轿车,然后两国在专业化分工的基础进行自由贸易,两国的福利水平都会提高。

这是很多人都很熟悉的理论,但这个理论有几个可能的问题。第一,大家会发现,这是两国模型。那么,如果变成三国模型呢?10国或50国模型呢?生产率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在50国模型中它会怎样呢?有没有可能存在这样的国家:其实际技术水平、劳动生产率与工资成本结构的组合,使得其无法在一个50国参与的自由贸易理论模型中获得恰当的位置,从而在国际经济格局中被边缘化呢?这是有可能的。第二,这个理论模型没有考虑到规模经济、技术进步和全球产业链等因素对一个国家长期福利水平的影响。第三,这个理论想要成立,需要满足一个条件,即要素能够实现跨国间的充分流动。如果劳动力要素能够实现跨国自由流动,效率低的国家人口就会流动到效率高的国家,这样慢慢地市场就均衡了。但是,在人类今天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国际体系中,劳动力要素或人口要素通常是没有办法自由流动的。这样,自由贸易条件下市场未必会实现多国福利改善的均衡。实际上,很多国家的资本在某种程度上也无法实现跨国间的自由流动。

这场讲座没有办法继续探讨自由贸易理论的学理问题,我们更关心的是全球化与自由贸易政策最终导致了什么样的政治后果。在自由贸易和对外直接投资(FDI)主导的全球化条件下,全球产业在不同国家间的布局会不会发生调整呢?当然会。因为各国在不同产业、不同产品上的效率差异很大,这就需要进行全球性的资源重新配置。这一过程的一个突出问题是,资本要素和劳动力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发生失衡。对发达国家来说,资本能够通过全球布局来实现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和收益的增加,但劳动力要素很难实现跨国自由流动,它们通常被固定在美国、英国或法国(欧盟国家之间的劳动力跨国流动更为自由,但如今这一政策也遭到质疑)。原先在美国投资轮胎业的资本,完全可能从底特律迁往中国苏州,但美国的轮胎业工人并没有办法做同样的迁移。这一过程的结果可能是资本要素受益而劳动力要素受损。

实际上,自由贸易和FDI主导的全球化使得西方世界产生了一系列利益受损的要素、部门乃至国家。大家会发现,部分欧洲国家也出现了所谓产业空心化的问题。简单地说,在普通制造业不断流失的同时,该国的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尚不能支撑起它的国民经济。这一现象的政治后果是,国内社会要求政府保护的声音就会高涨。比如,一些西方国家濒临失业的钢铁工人在游行示威时打出了“save our steel(拯救我们的钢铁业)”的口号。这一口号背后其实包括了“save our jobs(拯救我们的工作机会)”这一更现实的诉求。这同样是今日欧美政治的现实挑战。

美国是谁的美国?欧洲是谁的欧洲?

欧美国家国内社会的第二个问题是人口趋势与族群、宗教亚文化多元主义的崛起。位于华盛顿的美国智库皮尤(Pew)研究中心统计和预测了1960年、2005年、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与趋势的变迁。按照该机构的数据,美国白人族裔人口1960年高达85%,2005年降至67%;西班牙语族裔人口1960年仅为3.5%,2005年剧增至14%;黑人族裔人口1960年为11%,2005年为13%;而亚洲人族裔1960年仅为0.6%,2005年剧增至5%。这是已有的人口统计数据。按照该中心预估,到2050年美国人口结构还会发生重大变化,白人族裔将降至47%——这意味着美国将不再是一个欧洲白人族裔为绝对多数的国家。与此同时,西班牙语族裔人口将上升至29%,黑人族裔人口将维持13%不变,而亚洲人族裔将会增至9%。如今,在靠近墨西哥的很多美国城镇,西班牙语已经成为非常流行的语言,甚至一些地方餐馆的招牌、菜单都使用西班牙语,因为那些地方从墨西哥和拉丁美洲来的移民——无论是合法的还是非法的——非常之多。这样,对于美国的白人族裔来说,身份政治与认同政治问题如今已经浮出水面。正如哈佛大学已故教授塞缪尔·亨廷顿2004年所提醒的,美国已经面临着作为美国人的“我们是谁”的问题。那么,美国到底是谁的美国?这是一个问题。

欧洲目前人口趋势的一个主要议题是穆斯林人口的大幅上升。按照2010年的人口统计,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绝对数量与相对比重都已经比较高。比如,德国、法国的穆斯林人口都已经高达470万,英国大概是300万左右,意大利是200万以上,荷兰、西班牙、比利时、希腊等国从60万到100万不等。从人口比重上看,这些欧洲主要国家穆斯林人口的比重大约是5%-7%之间。穆斯林人口由于移民加出生率的双重因素,其增速要远远高于欧洲白人族裔的增速,比重已经从1990年占欧洲人口的4%,增至2010年的6%。如果目前的人口趋势不变,有人担心欧洲有加速伊斯兰化的可能。

很多欧洲白人族裔对此趋势表示担忧,甚至感到恐惧。比如,德国和美国的智库在欧洲做民调,其中一个问题是询问欧洲的白人族裔,他们认为有多少穆斯林人口生活在他们自己的国家。这里不是统计数据,而是去询问欧洲白人族裔的主观感受。调查表明,他们倾向于大大高估本国穆斯林人口的比重。这种高估的背后反映的恰恰是某种不安情绪,甚至是某种恐惧感。在法国,被调查者平均估计法国生活着31%的穆斯林人口,但其实法国只有7.5%左右的人口是穆斯林(2010年数据)。来自德国的民调数据显示,白人族裔被调查者认为德国有19%的穆斯林人口,而实际数据是5.8%左右。这些民意调查数据显示,无论是法国还是德国,普通白人族裔在很大程度上认为自己国家的人口正在伊斯兰化。

民调还显示,很多欧洲白人认为,伊斯兰教总体上是一种跟西方文明格格不入的宗教。比如,贝塔斯曼基金会的报告显示,2013年就有57%的德国非穆斯林人口认为,伊斯兰教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威胁”(threat),而2012年这一数据是53%;在西班牙、法国等地,也有超过一半的非穆斯林公民认为,伊斯兰教对他们自己的国家是一个威胁。我的讲座对此问题本身不持立场,但我需要披露这些必要的信息,让大家了解目前很多欧洲人在这一问题上的政治倾向。

同样重要的是,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怎么看待基督教和西方文明?这也有很多相应的民意调查数据。一个基本的信息是,已经生活在欧洲的穆斯林人口有相当比例对基督教与西方文明并不友好。比如,有大型机构的民调说,英国的绝大多数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自私、傲慢、贪婪和不道德的”,一半左右的穆斯林人口认为西方人是“暴力的”。这里再给大家提供一组关键数据。有一项民意调查的问题是:“为了捍卫伊斯兰教,针对平民目标的暴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合理的?”这项调查其实评估的是被调查者对于自杀式炸弹袭击等暴力事件的态度。调查发现,法国穆斯林人口中竟然有高达16%的被调查者认为,这样做有时(sometimes)是可以理解的。这意味着,16%的法国穆斯林人口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对这种自杀式炸弹袭击表示同情。在欧洲主要国家的穆斯林人口中,持有同样认知的被调查者比重西班牙为16%,英国为15%,德国较低,但也有7%。如果是500万人口,16%就是80万;如果是300万人口,16%就是48万。也就是说,法国、英国这样的欧洲国家内部,都有数十万的穆斯林人口对自杀式炸弹袭击表示某种程度的同情。尽管同情本身不代表什么,但这对欧洲肯定算不上是什么好消息,而且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欧洲部分穆斯林人口对于西方文明的基本态度。

“城市游击战”的兴起:恐怖主义袭击新模式

恐怖主义袭击也是欧美国家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且这个问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众所周知,2001年美国曾经发生震惊世界的“911事件”,这是21世纪以来最大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在当天凤凰卫视的新闻直播节目中,观众们眼看着一架架飞机往纽约世贸中心大楼双子座冲撞进去,最终导致了这一标志性建筑的倒塌和数千人的死亡。

当然,这样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非常罕见,但更小规模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时有发生。仅2016年一年,欧洲比较严重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包括:3月22日发生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32人死亡和300多人受伤;7月14日发生在法国尼斯的极端分子驾驶卡车冲撞行人,导致86人死亡和434人受伤;7月22日发生在德国慕尼黑的购物中心枪手袭击,导致9人死亡和35人受伤;12月19日发生在德国柏林的卡车冲击圣诞节市场,导致12人死亡和48人受伤。最新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则是2017年5月22日晚间发生在英国曼彻斯特的一个演唱会现场,自杀式炸弹袭击导致了22人死亡和101人受伤。

我的讲座要用一个新概念来界定这种频发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将其称为“城市游击战”。如今在欧美国家随时随地、频繁发生的恐怖主义袭击,本质上就是城市游击战,而不是什么偶然发生的一个个互相独立的恐怖主义袭击事件。每次我行走在欧洲国家的土地上,看到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的地铁站、数万人参加的体育和音乐盛会、行人熙熙攘攘的市中心主要街道、数千人工作其中的大型写字楼、气势恢宏的大型购物中心、数千乃至数万人就读的大学,我时时都有一种担忧:这里能够抵御一次精心策划的恐怖主义袭击吗?如果这样想,西方国家确实有些防不胜防。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给每个可疑人物都派一位警察紧盯,一个正常国家根本不可能有这样人力、物力、财力和大规模的信息处理力量。而在城市游击战的发动者看来,购物中心、写字楼、校园、地铁站、运动场、步行街都是绝佳的恐怖主义袭击场所。

那么,这一城市游击战的大背景是什么呢?我2016年曾经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从18世纪到今天,一方面是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宰了世界,并建立了全球性的国际体系和游戏规则;另一方面是伊斯兰文明整体上处于守势,他们寻求的是与西方世界不同的价值观和宗教政治模式。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仇视西方世界的伊斯兰教极端分子开始把恐怖主义袭击作为主要的斗争手段。”如今的世界格局,当然是以欧洲北美为中心的西方基督教世界处于强势地位,以中东北非为核心地带的伊斯兰世界处于弱势地位。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看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他们能做什么呢?他们并没有能力跟西方世界发动一场正面战争,能做的就是发动恐怖主义袭击。这种频繁的恐怖主义袭击,实际上是极端主义恐怖势力对西方世界发动的城市游击战。

游击战本身在政治上是中性的,并没有所谓的好与坏之分。比如,二战时法国被德国占领,如果你是一个法国的爱国青年,你能够做的是什么呢?我想大概就是参与对德国驻军的游击战。这种游击战在政治上当然是正义的。所以,游击战本身作为一种作战策略在政治上是中性的,而决定一种游击战正义与否的是其他因素。

从结构上看,游击战的基本情境就是敌我强弱的格局。通常,游击战的作战对象都要比自己更为强大,所以无法发动总体战或阵地战,而只能采取游击战策略。从具体策略来说,游击战的特点是:作战空间往往是在敌人的核心地带或控制地区,作战队伍往往是小规模的团队而非大规模的部队,作战场所往往不是阵地战意义上的战场而是能够发动有效袭击的任何场合,作战目标包括造成实际人员死伤、建筑物破坏以及达成震慑效果等。

从这个视角来看,对于这些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来说,他们跟西方世界实际上处在战争状态。然而,西方世界非常被动的是,他们并不准确地知道这种战争状态的对手到底是谁?来自哪里?潜伏于何处?即便有基地组织或ISIS声称对某些恐怖主义袭击事件负责,但他们的队伍到底在哪里呢?尽管这两大组织的核心都在中东北非地区,但他们对于西方世界有着一定的渗透力量,甚至其成员就散布在欧洲和美国各地。

为什么城市游击战会兴起呢?一个简单的理由是,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恐怖组织来说,这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做法。从具体策略上讲,它们发动的是零星的、散点式的恐怖主义袭击,这种袭击的策划过程可以做到非常隐蔽,其操作成本也很低。由于袭击通常选择在人口密集的欧美城市,这种袭击往往能产生实际的杀伤力。所以,这种城市游击战往往能够奏效。另一个重要的有利条件是,主要欧美国家往往是充分多元化的社会,不同族群、宗教背景的人们生活其中。按照自由民主政体的立国原则或政治正确的传统,这样的社会当然不能因为族群与宗教背景的不同排斥或限制特定族群与宗教背景的人群。这就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的力量潜伏和渗透西方社会提供了便利条件。总之,这些条件使得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较大的便利、较高的破坏性在西方国家发动恐怖主义袭击。

当然,大家知道,人类社会的暴力水平总的来说是在下降的。与20世纪中叶之前的人类暴力水平相比,从苏联解体后至今20多年间的暴力水平总体上并不高。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发动的城市游击战尽管造成了相当规模的人员死伤与破坏力,但历史地看如今的人类社会总体上维系着较低的暴力水平。然而,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支配信息传播的时代,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发动恐怖袭击导致的实际死伤只是它们的一个目标,另一目标就是造成一种紧张或恐惧的政治气氛——而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出现可以瞬间就把恐怖袭击的信息与细节传播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使恐怖主义袭击更具有某种符号或象征意义,使得西方世界国内社会的恐惧情绪高涨。基于上述分析,我倾向于认为,城市游击战可能是西方世界不得不面对的一个长期问题。

那么,西方世界应该如何应对城市游击战呢?大家能够想到的,主要是依靠警察和情报系统的打击能力。这一手段既是常规的,又是主要的。但是,目前这种格局下需要多大规模的警察与情报系统才能实现有效反恐呢?如果要构建更完善的反恐网络,如果要追踪更大范围的嫌疑恐怖分子,如果要建设更可靠的国内安全系统,西方国家就需要在警察和情报系统的人才、财力和物力方面继续加大投入。可以想象,这里的每一种新增投入都需要支付额外的成本,而且任何国家能够用于反恐的资源都是有限的。

既然国内反恐的成本那么高、难度那么大,有人就提出了一个新的思路:要不要把潜在的恐怖分子阻挡在边境或国门之外呢?历史地看,欧美国家宽松不等的入境政策、移民政策和社会多元化原则,客观上为极端主义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了深入国境的潜伏机会。实际上,策划北美和欧洲大部分城市游击战的绝大多数恐怖分子都有着特定的族群与宗教背景。比如,最近英国曼彻斯特的自杀式袭击事件中,警方认定袭击者是22岁的英国籍利比亚裔移民萨尔曼•阿比迪(Salman Abedi),他出生在曼彻斯特南部的一个穆斯林家庭,而且在从事此次恐怖袭击之前刚刚赴利比亚接受过相关培训。既然很多嫌疑人被证明为跟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区背景有关,那么西方世界是否要限制这些特定族群、宗教和地区的人员入境,或者严格限制他们的入境与移民条件呢?如果有人可能构成对公共安全的威胁,那么为什么要让这样的人入境呢?这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背后的逻辑似乎也很简单。实际上,特朗普的筑墙计划和入境禁令都跟这种思路有关。

总的来说,西方国家能否真正战胜城市游击战仍然存有疑问。到目前为止,这个挑战仍然是巨大的。如果强化警察和情报系统的打击能力,加上严格制定入境与移民标准都难以奏效的话,那么西方国家接下来会怎么办呢?比如,特朗普2016年竞选时,曾经威胁要对美国穆斯林人口建立一套专门的登记和追踪系统。实际上,按照现在的技术手段,每个人都是被可以实时定位和追踪。但是,如果部分西方国家为了反恐真的选择采用类似手段的话,是否意味着这些国家原先信奉的自由民主原则会大打折扣呢?这里的最大难题在于,如果按照传统方式无法有效应对城市游击战,如果只有牺牲二战以来西方世界所共同信奉的某些政治原则才能更有效地应对城市游击战的新局面,西方世界究竟该做出何种选择呢?或者说,西方国家究竟应该如何平衡有效反恐与传统正确政治原则之间的关系呢?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西方如何保卫西方?自由主义需要与现实主义联姻

如今欧美政治面临着某种跟以往不同的新现实,这种新现实的主要特点就是硬政治正在回归。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论”至少在短期来看是一种过分乐观的预言,实际上基于阶级的、族群的、宗教的分歧与冲突仍然是欧美国家内部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总体而言,欧美国家的软政治已经面临某种困境,而硬政治正在发生回归。

在这种局面之下,西方世界究竟何去何从?我的基本判断是,西方国家会在很大程度上向政治现实主义转向。考虑到欧美政治面临的诸种严峻挑战,这里实际上涉及到一个“西方如何保卫西方”的问题。如果说广义的自由主义原则是今日欧美政治体制的主要特征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西方的这种自由主义原则需要与政治现实主义联姻,才能保卫西方社会。最近几个月,我在小型会议和学者微信群讨论中反复强调过这个观点,即自由主义惟有与政治现实主义联姻,才能保卫欧美政治文明已经取得的成果。如果再简单地根据过去过分理想主义、过分道德主义、政治上略嫌幼稚的视角来理解今日欧美政治所面临的问题,那么最后可能出现西方不能保卫西方的重大困境。

简单地说,今日欧美社会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需要用政治现实主义的原则来予以回应,这可能是惟一可行的策略。如果以过分道德主义、理想主义的视角去应对今日西方世界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这种政治困境或许将会更加严重。这里值得提醒的是,欧美政治文明通常被视为一种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但这种高度文明化的政治会产生一个问题,它在应付文明程度较低的政治分歧与政治冲突时可能反而会捉襟见肘。这就可能产生一个悖论:一种政治文明因为高度文明化,所以反而在文明程度较低的硬政治面前失去了保卫自身的能力。

当然,主张向政治现实主义的转向,并不意味着要放弃自由民主政体信奉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而是需要实现政治现实主义和理想化的自由道德主义原则之间的平衡。2015年9月,一个名叫亚蓝·库尔迪(Aylan Kurdi)的难民小男孩倒头死在土耳其沙滩上的照片震撼了整个欧洲,让欧洲富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每一个高贵心灵都饱受愧疚感的折磨。在2015年欧洲难民和移民危机爆发的时刻,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最初的表态就是高度道德主义的表态,它可以被视为一份欧洲人道主义的宣言。但是,如果以更审慎务实的态度来面对这场难民和移民危机,我们恐怕就无法像默克尔那样做这样高调的表态。

记得当时有一个高端媒体人的微信群曾热议此事,我表述的基本观点是:“欧洲的保守主义将会遭遇人道主义的困境。”这一观点首先是立足于更现实的保守立场,言下之意是:如果欧洲充分考虑到难民和移民问题可能会给欧盟国家国内政治造成的冲击,那么这些国家应该在难民和移民问题上采取更为审慎、务实的立场,甚至需要选择控制难民入境和限制移民的政策。但如果是这样的话,欧洲如何面对来自于人道主义的谴责呢?但是,反过来说,如果欧盟国家更多地持有人道主义立场,更大程度上对难民和移民开放边境的话,那么,他们就会面临另外的难题:第一是如何处置已有的难民和移民,这里不仅涉及到如何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必要资源,而且还涉及到如何让这些难民和移民真正融入德国和欧洲社会;第二是客观上有可能鼓励更多难民和移民选择前往德国与部分欧盟国家。总而言之,这是一个两难。

无论怎样,欧美政治文明既有着坚实的理想主义和自由道德主义传统,又面临着政治新现实的严峻挑战,他们如何在因应现实挑战的同时,又能兼顾道德原则与现实主义之间的平衡呢?对难民危机中的欧洲来说,如果更在乎人道主义精神和道德原则,那么现实问题就是会有更多难民和移民涌入,可能会导致欧盟国家内部更严重的社会问题。如果更多地考虑现实政治的问题和困难,那么如何兼顾自由民主政体之下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呢?确实,平衡这两者并不容易。需要提醒的是,欧美国家再也不能以过分简单的道德主义、理想主义来面对今天西方世界面临的现实问题了。我想,他们惟一的选择是在这样的格局中采取更加务实的态度和现实主义的策略。

民粹主义表象之下是现实主义的复兴

跟今日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有关的一个重要议题是民粹主义。欧美政治过去三五年间有没有出现民粹主义的思潮?当然有,但我的观点非常明确,它不是政治趋势的主要方面。很多国内外媒体和学者将欧美政治最近的新趋势解读为民粹主义的复兴,其实是一种误读。至少,民粹主义不是主流,它只是伪装了的现实主义。民粹主义表象之下是政治现实主义与大众政治的联姻。

这个观点主要基于两个逻辑。第一,普通大众相比于精英更脆弱,因而对内外部政治经济的冲击更敏感。当某种政治经济变迁的冲击到来时,哪个阶层更脆弱呢?相比于精英,当然是普通大众。大家会发现,精英阶层财产更多,收入更有保障,同时更有可能生活在远离难民和移民的高档社区,他们的子女更多地跟自己同一族群的孩子们一起上学。但是,普通大众们就不一样,他们财产更少,更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同时更容易感知一个社会的族群多样化带来的挑战,甚至更容易感知社会冲突与暴力威胁。而精英是一个社会中最成功、最有成就的阶层。无论是政治精英、工商精英还是在英美一流大学任教的知识精英,他们的生活圈子和个人感知跟普通大众很不一样。在某种可能不利的社会变迁面前,他们更不敏感,因为他们受到的冲击要小得多。正是因为普通大众更容易感知政治经济冲击的不利影响,就更容易从现实主义视角来看待他们自身的处境,而不是依据道德原则或理想主义来思考这些问题。

第二,新兴政治家惟有与大众政治结合,才更有可能撬动主流政治家和主流政党。原因很简单,精英阶层更没有改变现状的动力,因为精英通常属于既得利益阶层。如果一个新兴政治家想要削弱主流政治或主流政党——用另一个术语表示就是“建制派”——的力量,他需要跟这个社会中对改变现状有重大诉求的阶层相结合,才更有可能成功。那么,这是什么阶层呢?当然是普通大众。不管特朗普是多么富有的亿万富翁,他都不能依靠动员精英来打破现状,而首先是动员大众。这个逻辑是非常清楚的。跟大众政治的结合,是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撬动主流政治派和主流政党的政治支点。所以,政治现实主义有着跟“民粹主义”力量合流的动力,但问题的主要方面是,民粹主义的表象之下是政治现实主义的内核。

因此,民粹主义是对今日西方世界政治的误读,其实质是普通大众先于主流精英回归了政治现实主义立场。当一个人没有工作机会,要求国家采取某种政策保护自己工作机会的时候,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当一个普通公民感知到周围异族移民大量增加、时时处于恐怖主义袭击报道的恐惧之中,要求限制移民时,不能说这样的诉求是民粹主义。这些诉求不过是向政治现实主义的回归。进一步说,从选举政治视角看,有“政治企业家”率先发现了这一尚未被传统主流政党满足的选民“蓝海市场”。这里,新兴的现实主义政治家与大众政治的结合,不过在选举政治中撬动建制派的一个策略。

理解新现实需要新思想

如今,西方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几位重要的女性政治家。美国的希拉里·克林顿、德国的安格拉·默克尔、英国的特蕾莎·梅和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分别代表着 “理想主义-现实主义” 政治纲领光谱上的不同位置。尽管四位女性政治家的政治观念彼此差异很大,但大致来说,前面两位更接近于传统的政治立场,而后面两位更接近于现实主义的政治立场。

拿希拉里·克林顿来说,她代表了美国政治中比较正统的中间派立场,或者说就是美国民主党传统的中间偏左立场。为了准备这场讲座,我最近又反复观看希拉里·克林顿2016年以来的各种演说视频,还认真分析了希拉里·克林顿与唐纳德·特朗普三场总统辩论中的政治纲领与观点表述差异。一个基本的看法是,在西方政治的新现实面前,希拉里·克林顿在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方面仍然是一位“旧人”。在希拉里·克林顿的竞选演说中,税收、福利与再分配,女性、少数族裔乃至同性恋权利保护,气候变迁与环保议题等传统政治议题,仍然是其政治纲领的主体。但是,她对如今美国和西方政治面临的新挑战,比如全球化与工作机会流失、族群异质性程度提高、恐怖主义袭击与边境保护等议题基本上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政策主张。甚至可以说,这些问题不是希拉里·克林顿政治纲领的核心内容。

其实,希拉里·克林顿的政见不过是重复美国民主党的传统做法,或者说是奥巴马政治纲领的希拉里·克林顿版本。从这个意义上讲,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或许跟欧美硬政治的回归有关。她并没有感受到这种新现实背后的实质性变化,仍然坚持传统上的政治正确政纲,而没有基于政治现实主义立场来做出有效回应。

相比于希拉里·克林顿,勒庞在政治纲领上更多是一种新做法,她是如今法国主要政治家中最早转向政治现实主义立场的。尽管她没有当选法国总统,尽管很多人认为她的不少观点与政见有待商榷,但是,勒庞的优点在于她抓住的是法国政治生活中现实主义的诉求。如果勒庞是一位更有魅力和领导力的政治家,那么她这次当选法国总统的概率还会提高——当然,能否当选则是另一个问题。大家知道,选总统不只是看他或她的政治纲领,很重要的还是要看这位候选人的个人魅力与领导力。尽管勒庞在一些问题上表现得比较极端,但她基于现实主义立场对如今欧洲硬政治回归这一事实的回应更具针对性。尽管很多人不喜欢被视为极右翼的勒庞——尤其是一流英美大学的教授们通常更不喜欢她,但值得提出来的是,勒庞可能是政治家如何思考西方世界新政治的代表。如果目前欧洲政治的基本结构不改变,如果马克龙不在施政过程中借鉴勒庞的某些政治纲领,那么五年以后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法国今天面临的政治困境将愈发严重,二是勒庞当选总统的概率还会进一步提高。

对政治家来说,如今仍然秉承过分政治理想主义、政治道德主义原则的传统政治家,在欧美国家硬政治正在回归的现实面前,有可能在未来的民主选举和政治生涯中面临更大的危机。欧美政治家如何做到有效地思考和回应政治新现实,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困境。

在西方政治的新现实面前,不仅政治家面临政见贫困的危机,而且思想家也面临理论贫困的危机。学术界如何理解和回应西方世界的政治新现实呢?如何能提出一套新的思想或分析框架,既能捍卫这套自由民主政体的价值观与政治原则,又能应对今天欧美政治所面临非常实际的、甚至非常艰苦的一些挑战呢?我觉得,这是全球思想界和学术界的新议题。

作为政治学者,我感到遗憾的一点是,今天以美国为代表的政治学者群体有着过分走向技术化的倾向,研究议题被设定在一些边界条件明确的狭小议题上,这样我们就没有足够的理论工具和学术视野去回应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议题,或者说无法回应政治新现实带来的重大挑战。从推崇塞缪尔·亨廷顿到推崇加里·金(Gary King)的转变,或许并不是一个好的方向。尽管两位都是哈佛大学政府系的教授,都是杰出的政治学家,但塞缪尔·亨廷顿把握一个时代重大议题的能力无疑是要远远超过加里·金。面对这样的政治新现实,全球政治学界更需要亨廷顿这样的学者。无论是思考政治,还是研究政治,整个政治学科首先需要具备对一个时代中最重大政治问题的思考能力和回应能力,其次才是在其中寻找有价值的学术研究问题,并进而在学术上做出比较精致的东西。在政治新现实面前,政治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如何思考政治呢?这是另一个问题。

我还想再次强调的是,如果说向现实主义的转向已经是某种必然,那么欧美政治如今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则在于,如何在政治现实主义的立场与过去的政治理想主义或自由道德主义的主流框架之间寻求平衡。看上去,这个问题并没有什么标准答案。比如,对一个美国法学院的教授来说,他或许完全不能接受一位总统颁布针对特定国家人口的入境禁令或移民禁令。因为一个人来自中东北非地区穆斯林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国家,所以美国就可以限制他入境?一个美国法学院的教授可能完全不能接受这样的做法。但如果从另一个方面来思考,这样的做法背后是不是也有某种现实需要呢?进一步说,当美国总统特朗普真的颁布针对特定国家人口的入境禁令时,又如何能避免跟美国宪法所倡导的价值观和政治原则相冲突呢?总的来说,今天的欧美政治是高度发达的政治文明,如何在已有的政治文明高度上不退却,但同时能够回应硬政治回归带来的挑战,这确实非常棘手。这个问题不仅是给西方世界的政治家和政党提出的,而且是给全球思想界和学术界提出的。

在讲座的最后,我提醒大家,国内外媒体近期频繁使用“黑天鹅事件”的说法本身就是一个悖论。这只能说明,我们或许过多地受到了陈旧理论和过时框架的束缚,我们需要在整体上改变对西方与世界政治新现实的思考方式。理论的价值不在于固守陈旧的教条,而在于能够在不断变动的时空环境中解读和回应新现象、新问题与新趋势。面对西方政治的新现实,我们更需要新思想与新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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